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在蘋果成熟的5月和6月里，他的妻子曹渭平每天在果園裡從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每天掙12美元，工作是把樹上的約3000個新鮮蘋果逐個包裹在塑料袋裡，使它們免受昆蟲危害。一年裡的其他時間，她兼職做商店店員，每天掙幾美元，全部都用於他們女兒的教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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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es Conra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吳業兵在家門外。對於中國一個農村家庭來說，每年的高等教育花銷，相當於他們6-15個月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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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Pyl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吳曹英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就業。這名19歲的大二學生說，她所在的專科院校，去年春季畢業的學生有50%-60%還沒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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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es Conra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吳業兵和曹渭平夫婦不確定他們的付出會有回報，尤其是上大學的女兒現在想輟學。
西方國家的許多家庭為了孩子上學做出犧牲，存錢供他們念大學，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更好地生活。但很少有西方家庭的努力，可以與中國低收入父母為讓孩子接受儘可能多的教育所承受的沉重負擔相比。
然而，大學學位已經不能再保證一份高薪工作，因為中國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在過去十年里翻了兩番。
吳業兵和曹渭平在中國西部的小村莊里長大，他們成為了到處尋找較好報酬的民工，在精打細算中度過一輩子。在將近20年里，他們住在一座200平方英尺（約合19平方米）的擁擠而漏風的房子里，頭上是茅草屋頂。他們從未擁有過一輛車。他們從不度假，也從未見過大海。為了節省公交車費和送禮錢，也為吳業兵能夠在煤礦里掙到額外的假日加班費，他們已經連續五年沒有回老家的村莊過年。儘管他們非常節儉，卻基本上沒有退休儲蓄。
多虧這些付出，他們19歲的女兒吳曹英現在成了一名大學二年級學生。她是中國不斷增長的、數千萬大學生中的一員，這是他們父母在小時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儘管吳曹英的父母如此努力地工作，他們卻不敢保證付出能夠有所回報。他們的女兒對於繼續上學感到很矛盾，因為學費和食宿費用加起來超過了他父母年收入總和的一半。作為一名成績中等略微偏上的學生，她想要輟學，去找份工作掙錢。
“每次我女兒打電話回家，她都會說，‘我不想繼續上學了，’” 曹渭平說，“我會說，‘你得繼續學下去，我們老了之後得靠你照顧’，她就說，‘這樣壓力太大了，我不願去想所有這些責任。’”
吳曹英夢想着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知道許多畢業生都最終失業。“我想自己或許能開一家小公司，”她說，但她承認缺乏這方面的資金和經驗。
對於中國的農村父母來說，每一年的高等教育要花費6到15個月的勞動所得，而貧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拿到獎學金或其他政府財政補貼很不容易。在美國，私立大學平均每年所需費用，差不多等同於工薪階層一年的收入，而州內公立大學的開銷相當於6個月的收入，但是獲得財政補貼往往比在中國要容易一些。此外，一個每年拿出一半收入供一名孩子上大學的美國家庭，其另一半收入所具有的購買力比一個年收入少於5000美元的中國農村家庭要強。
壓在中國父母身上的重擔不僅僅是大學的開銷，他們還面對着送他們的孩子進入小學、初中和高中所需的費用。許多家長還聘請了家教，令他們的孩子可以在高考中拿到足夠高的分數。在孩子的學費上大力投資的美國家庭，在他們晚年時可以依賴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社會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其他社會福利項目生活。而中國公民把他們所有儲蓄都壓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如果子女在畢業時不能找到工作，他們也就沒有太多其他的出路了。
《紐約時報》已經追蹤報道了吳曹英的家庭7年，她的經歷是一個窗口，令我們得以一窺中國各地家庭所面對的擴大的教育機會和資金障礙。
她父母為女兒受教育所做的付出，揭示了在過去十年里，中國製造大學畢業生的速度如何遠遠地超過了美國。現在每年有800萬中國人從高等教育機構拿到學位。
但高額的教育開銷，正巧發生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以及近期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飆升的時刻。像吳曹英這樣的年輕人，是否在畢業時是否能夠找到一份足以養活自己，甚至是一家人的工作？這個問題將會在未來的時間裡，考驗中國保持高經濟增長速度並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能力。
離開村莊
古老的村莊木竹壩村位於深處中國內陸的陝西省，在北京西南900英里（約合1448公里）處。村莊處在一座陡峭的山上。那裡樹木茂盛，俯瞰着一個險峻的山谷。在谷底的小溪旁，有稀稀拉拉的幾英畝平地，直到最近，還被分做花園大小的耕地，種植稻米、玉米和蔬菜。
村民們是靠種地糊口的庄稼人。除了最年幼的孩子，村裡所有人都從早勞作到晚。他們種植、除草、手工澆水，並收割稻米、玉米和蔬菜來養活自己。在山谷彎曲上升的地方，他們也建造了並維護着三英尺（約合0.91米）寬的梯田。梯田的上方是高聳入雲、覆蓋著森林的山峰。
無休無止的勞動使人極少有機會接受教育。曹渭平現在39歲。她在村裡讀小學一二年級時學認了一些字。但是，三年級以上就得去山谷另一端的一個大村子上學，要走七英里的路，於是曹渭平在三年級就輟學了。
曹渭平的丈夫現年43歲。他在山另一邊一個同樣貧困的村子裡長大，完全沒有上過學。
他們很早就結婚了。曹渭平生吳曹英時，才剛滿20歲。夫婦二人每月僅掙25美元。吳曹英蹣跚學步時，父母開始擔心，如果她每天也得走那麼遠的路去上學的話，她難免會輟學。所以，就像過去20年里幾億中國人所做的那樣，他們決定離開老家和親戚。
曹渭平說，“村裡所有父母都想讓孩子上大學，因為只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
吳曹英讀中學時，對於木竹壩山區清澈空氣的記憶就很模糊了。她家搬到了陝北平原上的採煤鎮罕井，在他們老家東北近300英里處。
挖煤工的女兒
吳業兵自己動手，修建了自家的一室一廳磚房。他們買了第一台小冰箱，一個煤爐，一台二手立體聲收錄機，還給客廳和卧室各安了一個電燈泡。
這座房子位於該鎮遠郊。穿過一條兩車道的鋪面道路，就是吳業兵工作的小煤礦。在那裡，他學會在地下很深處的狹窄空間里，肩上扛着一個45磅（約合20公斤）重的電鑽工作。他工作時間很長，回家時一身煤灰。那時他一個月賺近200美元，有更多的錢供女兒上學。在家裡的卧室（牆上貼着演員章子怡的掛曆張貼畫，以改善保暖），曹渭平細心存放着女兒的全部試卷。吳曹英在讀初一，村裡學校教的幾何和代數，比美國多數七年級學生學的都更難一些。她還在學習地理、歷史和科學，作業本上的字跡很優美。
但是英語是個問題。這門科目越來越重要，想要讀稍微像樣的大學，就得學好英語。
村裡曾有一名英語老師。吳曹英從四年級開始學英語。但是後來老師離開了，所以她在五年級和六年級都無法學英語。
到了初一，吳曹英又開始學英語了。但是她媽媽很擔心，開始給孩子聘請代課教師充當英語家教。
曹渭平說，她相信這樣就能幫助女兒成為家裡第一個大學生。她說，“我們要是沒來這兒，她就會待在家裡，幫忙砍柴做飯。”
但是他們的財政犧牲才剛剛開始。
吳曹英上了高中，就去離家兩英里的公辦寄宿學校上學。中國許多高中都是寄宿學校。這種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向家長收很多錢。學費是每學期165美元，伙食費每星期8美元。書本、補課和考試都要額外收費。
寄宿學校
吳曹英和其他七個女孩子住在一間窄小的宿舍里，睡的是雙層床。她比別人穿的好。她穿着一件藍色修身外套，是過年時媽媽給的。
她每天早上5:30起床學習，7:30吃早餐，8:30到12:30，下午1:30到5:30，晚上7:30到10:30都在上課。學校偶爾放映愛國電影作為娛樂。周六和周日的部分時間，她也要學習。但是她也參加了一個探望老人的志願團體。在美國，這種社會工作可能有助於申請大學，在中國卻不會。中國最重要的是全國高考。
吳業兵已經不在街對面的煤礦上工作了，由於安監員的關注和煤層枯竭的雙重影響，那座煤礦已經被關閉了。他再次背井離鄉，在北部荒漠的一個煤礦找到一份工作，從他家到那裡需要坐13個小時的火車。吳業兵最多要連續上30天的班，每天工作10個小時。新煤礦的安全標準更低；每年，煤礦事故都要導致數以千計的中國挖煤工喪生，並使更多挖煤工緻殘。
然而，新工作讓吳業兵的收入翻了一番，每兩個月，他帶着收入回家一次，交給他的妻子來支付女兒的教育費用。
他們主要擔憂的是女兒的學習表現；他們認為，女兒學得不夠刻苦。“她喜歡和男孩子說話，儘管她沒有男朋友。” 曹渭平說。
在班裡40個學生中，她女兒的成績排名第16位，還算不錯，不過在他們眼中仍然不夠優秀。然而，當吳曹英周末回家時，夫婦倆對無法幫助女兒感到絕望。“我們只受過小學教育。我們不太知道她在學些什麼，” 曹渭平承認道。
幾年前的一天，就在女兒上寄宿學校的時候，吳業兵坐在家裡說，他對女兒的表現失望透了，以至於他並不介意女兒輟學，之後坐上30個小時的火車，前往沿海的廣東省，在那裡的某家工廠找份流水線工作。
農村青年面臨的不利因素
2011年春季，在吳曹英迎接全國高考之際，她面臨著極大的不利因素，其結果是她的父母將迎來沉重的代價。
在中國，來自窮鄉僻壤的年輕人支付的學費，一直比來自富裕城市家庭的同齡人要高得多。而據教育財務專家表示，前者就讀的學校要差得多。
原因在於，沒有幾個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在高考中獲得高分。所以，他們被排擠到了質量較差的學校，這些學校得到的政府補貼最少。
結果，高等教育正迅速喪失其作為中國社會平衡器和安全閥的作用，這個安全閥本可以讓貧窮但有天分的年輕人有機會脫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傾向於過上相對較好的生活，”中國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長王繼平說。
中國的一流四年制本科院校頂住了擴招的壓力。所以現在大約有半數大學生就讀於數量不斷增多、但聲望較低的三年制專科院校。
這些專科院校類似於美國的社區大學，不過，它們提供更加專業的職業培訓，而較少提供一般知識課程，比如歷史或文學。
專科院校附屬於省級或地方政府，或者由民營企業經營，它們收取的學費最高可達一流本科院校的兩倍，後者由中央政府擁有和運行，並得到中央政府的大量補貼。儘管專科院校收費高昂，但它們在每個學生身上花費的教學費用比本科院校要少得多，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補貼。
儘管中央政府向四年制本科院校的學生提供範圍廣泛、按需給予的助學金和貸款，但專科院校的學生幾乎無法獲得任何資助來幫着承擔更高的學費，儘管後者更有可能來自窮困或者農村家庭。中國教育部透露，去年，專科院校中有80%的學生是家中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
高考嚴重偏袒富裕的城市考生。集中分佈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本科院校優先考慮當地的中學生，針對本地生的考分標準低於外地考生。農村學生必須獲得更高的分數才能被錄取。
這無異於雪上加霜，因為高考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考核學生在一門外語（通常是英語）上的能力。像吳曹英所在的那種農村學校，就連找到英語教師都不容易。
中國最富盛名的學府之一北京大學的大部分學生來自富裕家庭，去年夏天，研究人員不得不暫停一項長期研究，該研究對撰文敘述家鄉變化的學生提供二等座火車票。學生們開始拒絕寫文章，因為他們對二等座不感興趣，而更喜歡價格更高的新型高速列車車票。
對於來自相對貧困的家庭的吳曹英來說，進入一流大學的挑戰將被證明實在太大了。
大城市的學生
吳曹英通過了高考，然而僅僅是勉強通過而已。
滿分750，她得了300，比大專線280略高一點，遠低於進入中國最好的四年制本科院校所需的600多分。就這樣，她進入了陝西省會西安市的一所專科學校。
考試中拖她後腿的科目是英語。相比之下，她的語文等科目表現良好。
她介紹說，罕井鎮上的小學如今從幼兒園開始教英語，並表示，希望下一代在高考中表現更好。
吳曹英一直在嘗試藉助好成績實現專升本，但迄今尚未成功。那所四年制本科院校與她的學校有關聯，學費低25%。
中國政府對專科學生提供一些獎學金，不過發放標準主要基於學習成績，而不是財務需要。最優秀的學生往往來自更富裕的家庭，在其成長過程中得到家庭更多的學業幫助。他們獲得的獎學金最多能負擔四分之三的食宿費。
像吳曹英這樣的普通學生得負擔全部費用，為此常常聽到父母的抱怨。曹渭平說，“我跟女兒講，要更努力地學習，這樣就能減少學費了。”
但是，吳曹英幾乎花了所有時間來學習。她說自己還沒有男友。“我的一些朋友有男友，然後時間全花在了吵架上。太麻煩了。”
對吳曹英及其家人而言，她畢業後從事什麼工作是個大問題。她選擇的專業是物流學，學習如何配送貨物。隨着中國越來越多的家庭從商場轉向網上購物，該產業不斷增長。
但是，這個專業也是她所在學校最熱門的專業，這可能意味着將來該領域的人才將供過於求。這一前景令人警醒，目前，由於工廠崗位比辦公室崗位更為充足，中國年輕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那些僅讀過小學的同齡人的四倍。
吳曹英了解這些不利因素。她說，去年春天從她所在學校畢業的學生中，“有50%到60%的人還沒找到工作。”
曹渭平已經在擔心了。他們在廢棄煤礦馬路對面的家，在大風和刺鼻污染的侵蝕下，已變得愈發破舊，而由於積蓄很少，他們無法翻修房子。曹渭平的丈夫找到一份工作，在罕井鎮一個新開發的煤礦做鑽井隊隊長，這樣他就能搬回家住了。由於承擔著額外的責任，他現在的報酬幾乎能趕上他在那座荒漠煤礦幹活的收入了，但是在這樣的年紀，肩扛沉重的電鑽越來越難了，他不可能一輩子做苦力活。女兒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我只有一個孩子，所以我得確保我們老了之後她能照顧我，” 曹渭平說。“一想到萬一我們把這麼多錢花在教育上，她還找不到工作時，我就頭疼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