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6日 星期一

學分綁學生 台灣高教輸在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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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瑞典林雪平大學榮譽教授、我行政院科技顧問趙光安。 圖/成大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提供
「更適合台灣參考的,不是大國作法,而是歐洲二、三千萬人口以下的小國制度。」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趙光安說著他對台灣教育的憂心。專長物理、主持歐盟十數個跨領域科研案的趙光安,現任瑞典林雪平大學榮譽教授,也是我行政院科技顧問,對國內科技及教育發展知之甚詳。他表示,台灣大學很多老師在美國讀博士時做什麼研究,回台後繼續同樣的研究、教學內容就是當年讀的學門,但這作法對嗎?
小國模式 人才在精不在多
趙光安說了個故事。十多年前,他參加國科會諮詢會議時被問到:「台灣的研究領域數目和美國一樣多,但人力是美國十分之一,研究資源是美國卅分之一。請問台灣如何與美國競爭?」
他的答案是:「台灣應按自己的想法發展方向,選卅分之一的研究領域,每個領域投入的資源和美國投入的相同,而投入的人力是美國投入的三倍」,這是歐洲小國和美國大國競爭的模式。
他表示,早年台灣產業發展就用過這種模式(譬如一九七四年孫運璿和李國鼎選定半導體,做為國家產業重點)。一九九六年實行教改前,臺灣除了台大外,其他各校皆各有特色,都是教研並重。今天台灣教研領導人,在學大國作法時,可否再思考一下歐洲的「小國自強」模式?
重點發展 誰說非要進百大
在北歐教學多年的趙光安解釋,包括瑞士、瑞典、芬蘭、挪威等人口和台灣相近的「小國」,是依國力和國家發展方向選定重點發展的領域。每一個領域只配屬給二、三所大學,每所大學都可以用整合重點領域的方法建立自己的特色。同時,政府也用經費分配誘導有共同重點領域的二、三所大學跨校合作。
五月公布的世界經濟體競爭力排行榜,瑞士第二名、瑞典和挪威也都擠入前十。趙光安表示,這些國家沒幾所大學,也不在乎是否進入世界百大排名,但大學都很清楚自己的任務,就是提供國家所需的人才。
趙光安指出,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可是他看到台灣卻完全相反;系所間門戶之見極深,用大量必修課把學生綁成系所財產,常把專業選修課也訂成必修課,甚至提高必修學分,學生幾乎無法選外系的課;不能擴展知識面,如何談跨領域學習、如何因應未來社會的需求?
五千教授 孵一半菁英就好
「用心找、早培養,才可能有源源不絕的人才。」趙光安表示,台灣應集中資源,讓五千個頂尖教授,每人每兩年收一個博士生盡心培養,如此每年產出的二千五百個博士一定是極優秀的,這是歐洲的人才培育模式。
「我在北歐任職講座教授,卅五年只培養了十七個博士。但台灣現在一年產出四、五千個博士,半數找不到工作。」趙光安說,瑞典僅九間大學,每年博士生產出比例比台灣少很多,為留住辛苦栽培的人才,博士生在瑞典是高薪的職業。
「台灣現在就能做的,是五年內把每年收的博士生,減到二千五百人。」他說,台灣的優質研究成果,大多數是出自十一所頂尖大學的專任教師(約九千人),教育部只要修改頂大計畫就能完成這項革新。
近幾年許多企業表示找不到人才,指責大學教育和產業脫節,政府高層有人即主張,要送台灣優秀學生到海外培養。趙光安說,這個主張等於承認台灣頂尖大學的教育方式不能培養人才。問題是:為什麼台灣不把改進研究生教育列為優先的工作,反而急著把人才往外送?而且就算外送的學生有成就以後願意回台灣,也是廿年以後的事。教改已經把台灣的頂尖人才培育拖累了將近廿年,台灣還能再等廿年嗎?
人物側寫/趙光安
     歐洲學術泰斗 主持百億計畫

趙光安出生於四川,八歲時舉家由上海遷到高雄,現為瑞典籍。台大物理系畢業,赴美拿到固態物理博士,曾在IBM Watson研究中心工作,一九七一年底被當時的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Lundqvist延攬到瑞典,之後和多位物理大師合作學習。
當年他由巴西回瑞典後,開始參與瑞典的科技策略規劃。一九八○年代中期,北歐五國(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冰島)開始推動聯合科技研發計畫,趙光安不但參與規劃,並主持這項計畫長達十六年。
同一時期,歐盟也開始推動跨國研究計畫,目的是提高歐盟科技競爭力以對抗美、日,過去十年趙光安即督導其中十個跨領域的長程研發計畫,目前他還是另兩個歐盟整合計畫的「專家評鑑員」,這些計畫的經費總計近百億元台幣。
趙光安在歐洲學術地位崇高,但仍持續關注台灣教育、科技及產業狀況,不但學術界和產業經常請益,他目前也是行政院的科技顧問。
【2013/08/26】

供過於求…博士在流浪 半輩子等個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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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指出,近年台灣過度擴充博士班,供過於求的問題比大學生氾濫還嚴重。台灣社會學會日前曾進行一份研究,點出台灣博士生未來的就業問題。陳東升說,在分析過台灣社會學系博士的供給與需求後,保守推估二○一七年時,有一百八十位博士生將無法進入學術或研究機構工作;台灣所有社會系的教師不過四百人,等這些人退休讓出一百八十個職位,恐需廿年。
陳東升也指出,除了社會學系外,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也有類似問題。全台灣有四個社會系設立博士班,每年招收一百一十人,但教育博士每年約有一千人、政治博士一年約有三百廿人,這些博士生也將面臨類似的求職困難。
陳東升表示,全台博士生一年估計有四千人畢業,但教學研究職位只有四萬六千個,需要卅年的時間慢慢消化。卅年後,將累積十五萬個博士生,但職位數目還是只有四萬六千個,落差非常大。
陳東升說,即使估計得再保守一點,每年畢業的博士生為三千人,卅年後累積九萬人,與四萬六千個教學研究職缺相比,依舊落差很大。反觀人口是台灣五倍的日本,一年博士畢業生也僅兩千五百人,我們應思考是否需要這麼多博士生?
幾年前台灣開始廣設大學,也帶動廣設博士班的熱潮。陳東升質疑,學校增設博士班的動機,只是想增加學術論文的數量,藉此提升學術地位,至於學生出路,有誰真心思考過?
對於廣設博士班的問題,陳東升趙光安 主持歐盟百億計畫認為,教育部也難以阻止,因為學校提出設立的申請只要條件符合,教育部不能說不。除了要求招生不良的博士班減招、停招外,只能盡量與學校溝通。
陳東升說,台灣的博士班確實過於浮濫,學校也應正視這個問題。他建議不要每個系所都開博士班,可以借鏡荷蘭,幾個系所合開一個博士班,不但有效利用資源,也可避免博士生過多的問題。
陳東升強調,博士生的問題,不管教育部或各大學都要認真看待。博士培育是高教重要課題,要設法讓想鑽研學識的人去念,「不是等比例縮減數量就可以解決問題!」
是否不鼓勵學生再念博士?陳東升說,是否要念碩博士,是個人的選擇,相信大家也是經過考慮,才決定報考。不過近兩三年,從每年博士班的招收情形看來,報考人數已呈現減少趨勢,「可能大家都看到博士有求職困難的問題。」
陳東升感慨,理論上,博士增加的話,台灣產業應有很大進步,但博士大量產出,產業問題依舊,證明其中有很多博士派不上用場;他強調,國家要進步仍需培育博士,為業界與學界灌注新血,但我們需要的是實力會讓外國單位搶著要的博士。
【2013/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