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8日 星期一

從養生學角度看孔子:為何連遭不幸仍能安心治學 原文網址: 從養生學角度看孔子:為何連遭不幸仍能安心治學 | 專欄新聞 | 社交剪報 http://appnews.fanswong.com/?function=readnews&nid=167803&fbid=100000648337589&catid=1389#ixzz1w9q8Ekz4


《論語·述而》中有一條:“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據《孔子年譜》,這是西元前四百九十年(魯哀公五年)的事,那年孔子六十二歲。《孔子世家》也有說及,與《年譜》所記基本一致。

孔子一生,幾乎就沒有中斷過讀書做學問。“吾十而有五而志於學”,這是年輕的時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已在魯定公六年,“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之後,那時孔子有四十七八歲了。他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差不多也在那個時候。週游列國十四年,被季康子派人請回魯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那時他已六十九歲,此後索性潛心做學問編“六經”去了。在中國古代,年過半百便是“老漢”,七十已在“古稀之年”,孔子稱得上是“活到老,學到老”了。

一般人讀書只為敲開“幸福之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盅粟”,或許就是最直觀的表述。一旦敲開了不同標準的“幸福之門”,也就要與書籍“拜拜”了。孔夫子卻並不全然如此。“吾十而有五而志於學”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想法不敢為他打保票,年近五十,“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既無關讀書做官,也就說不上是為“黃金屋”,為“顏如玉”,為“千盅粟”而讀書做學問了。至於“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之時,孔子辭去魯國的官職已有六年,即按年齡計,也算得上是“離退休幹部”了,那時他正在週游列國,栖栖遑遑到處奔走,以求有人慧眼識珠。在那樣困境中,仍能“憤而忘食,樂而忘憂”,可見已經習慣成自然。

但我以為,“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之後,依然能靜得下心來做學問,修“六經”,這是最不容易的。興致勃勃地返回魯國,很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復出”的希望終於落空,政治生涯由此終結,對於熱心於政治的孔子,這幾乎就是滅頂之災。而且,在此之後,致命的打擊又接踵而至:六十九歲時,他的兒子孔鯉去世,此為老年喪子,乃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七十歲時,他最得意的弟子顏回英年早逝,使他連呼“天喪予”,其悲痛程度不亞於喪子。諸如此類,足以摧毀一個人的精神支柱,使人精神崩潰,陷於絕望。孔子卻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沉下心來做學問編六經的,其毅力確非尋常之人可以想像。

或許有人還會感到困惑:這是何苦來著?

人要能夠活得下去,需有三個條件,一為目標的牽引,老人也要有目標的,此所謂“老有所為”。人生沒有目標,猶如行屍走肉,活得沒有意義;二為情感的滋潤,包括親情、愛情、友情,缺乏這種滋潤,孤獨而且幹澀,活得沒有滋味;三為內力的支撐,這內力便是能夠自立於世的智力與體力。對於孔子來說,可以說是三條齊備:他在魯國辭職之後,週游列國十四年,可見有足夠的體力,而且思維清晰,這“內力的支撐”不成問題;他在困境之中,以至於落難之時,也始終都有弟子跟從相隨,師生之間,情深意切,這“情感的滋潤”也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他始終沒有失去人生的目標,始終都有目標的牽引,其他二條,其實也是由這一條所決定的。

“修詩書禮樂”,本來就是他曾經做過而沒有做完的事,“孔子亦不求仕”,在他完全“退”下來之後,正好有時間來繼續這項工作,了卻這一心願。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說,做學問,修六經,又成了他為之“發憤忘食”的事,而且使他能夠從中得到快樂,以至“樂而忘憂”;這個人生的目標,也是精神的支柱,使他暮年的生命獲得意義,充滿亮色。

判斷一個人是年輕還是衰老,應有兩個維度。一是從生理上看,這是絕對的,年輪不可抗拒,也無法篡改。二是從心理上看,這是相對的。心態不好,整天無所事事,鬱鬱不歡的,往往未老先衰;人之心,有所牽掛,也便有所寄託。衰老,是因為放棄。“憤而忘食,樂以忘憂”,卻能使人“不知老之將至”。

即使從養生學的角度說,“不知老之將至”,亦是令人神往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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