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婭·法萊羅 2013年01月05日
我在新德里生活了24年，在那裡，性騷擾就和吃飯一樣頻繁。每天，這個城市的某個角落都會有強姦案發生。
還在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學會了保護自己。如果可以的話，我從不獨自一個人站着；我走路的速度很快，雙手交叉抱在胸前，不和人有眼神接觸，也不向人微笑。從人群中穿過時，我總是先用肩膀為自己開道；我也避免在天黑後出門，除非是乘坐私家車。在其他地方的年輕女孩正嘗試大膽而新穎的打扮裝束時，我要穿大兩號的衣服。至今，我在穿得很漂亮的時候，依然覺得我是在給自己製造危險。
我長大成人後，情況並沒有發生變化。在弄不到胡椒噴霧的情況下，我的朋友們在往返學校或上下班時，都帶着別針或其他一些臨時防身武器。他們都和我一樣，屬於中產或中上層階級。有個朋友帶着一把刀，還堅持要我也那樣做。我拒絕了；有時候我太生氣了，如果有刀的話，我可能真的會用，或許更糟的是，那把刀會插到自己身上。
揮之不去的口哨聲、噓聲、嘶嘶聲、性暗示以及公開威脅仍在發生。成群結隊的男子在街頭閑逛，唱着印地語的電影歌曲，歌里充滿了大量雙關語，這就是他們與女性“交流”的方式。為了讓他們的需求更直白，他們甚至會朝着女性路人猛拱下體。
如果僅僅是公共場所不安全就好了。在我工作的一家知名新聞雜誌社、在醫生的辦公室，甚至在家庭聚會上，我都無法逃過恐懼。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12月16日，一名23歲的女性和一名男性友人在德里西南部的一座電影院看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後正要回家。他們坐上了一輛看着像是公交車的大巴後，車裡的六名男性輪姦了這個女孩，他們還殘忍地折磨她，導致她的腸道被毀。公交車只是一個幌子。襲擊者還毒打了這個女孩的朋友，並把他們兩人扔出車外，任由女孩等死。
這名年輕女性沒有屈服。那天晚上，她先是看了一部有關一名倖存者的電影，因而肯定也下決心要讓自己活下去。然後，她又創造了另外一個奇蹟。在德里這個習慣貶低女性的城市，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壓倒了警察、催淚彈和高壓水炮，表達他們的憤怒。這是印度迄今為止針對性侵犯和強姦聲勢最浩大的抗議活動，同時還引發了全國性的示威。
為了保護隱私，受害人的姓名沒有公布。然而，儘管她的名字仍然不為人知，但她不再面目模糊。若想看看她的臉，女同胞們只需照照鏡子。人們終於理解到，她們是多麼脆弱。
26歲的時候，我搬到了孟買。這是一個商業和金融大都市，儘管自身擁有一系列的獨特問題，在文化上還是比德里更加包容和自由。新的自由讓我眼花繚亂，我開始獨自一人搭乘公共交通，在紅燈區做新聞報道，並在深夜穿過窮苦的郊區。在德里生活時的某種好處，現在似乎體現出來了，我非常慶幸孟買有着相對安全的環境，因此我將這一優勢發揮到極致。
然而，那個年輕女孩，卻再也不會有這麼好的機會了。周六早上，在遭到殘暴對待的13天後，這名無疑曾夢想着改善他人生活的物理療法學生，無法再實現自己的夢想了。她死於多器官衰竭。
印度擁有反對強姦的法律，在公車上有女性專座，還擁有女性官員，以及特設的警方協助熱線。但面對仇視女性的男權文化，這些方法一直收效甚微。傳統觀念認為，強姦造成的最糟糕結果是受害者遭到了玷污，這樣就找不到男人來娶她，因此解決方法就是嫁給強姦者。
這些信條並非只是在家中私下說說，而是會被公開表達出來。在這次輪姦事件發生數月前，一些知名政界人士把升高的強姦案數據歸咎於女性越來越多地使用手機，以及在夜間外出。“印度取得了午夜外出的自由，這並不意味着女性可以頂着天黑出門，”安得拉邦國大黨(Congress Party)領袖波查·薩蒂亞納拉亞納(Botsa Satyanarayana)說。
改變是可能的，但警察必須為強姦和性侵犯的報告備案，調查和庭審應當迅速展開，而不是放到一邊拖上數年。2012年，在德里有超過600宗強姦案件報案，但只有一宗被定罪。假如受害者相信她們能得到司法公正，她們就會更願意說出來。假如潛在的強姦犯畏懼他們行為所帶來的後果，他們就不會肆無忌憚地把女性從街頭拽走。
公眾和媒體抗議活動的巨大規模已經說明，這次侵害事件是一個轉折點。難以啟齒的事實是，在12月16日遭到侵害的這名年輕女性，比許多其他強姦受害者都要幸運。她屬於極少數得到些微司法公正的女性之一。她被送進醫院治療，她的陳述被記錄在案，數日之內全部六名強姦嫌疑犯悉數被捕，而且現在就以故意殺人罪被起訴。如此之高的效率在印度可說是聞所未聞。
回顧此事，這名年輕女性的悲劇之所以非比尋常，原因並非在於侵害的殘忍程度，而是在於它終於引發了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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